唐朝就是太倚重與太監了，唐憲宗元和年間，為著平定叛亂藩鎮的用兵需要，又將此前親信宦官代表皇帝去執掌軍機樞密的差遣，加以製度化，確立了宦官擔任樞密使的製度，讓宦官得以“承受表奏、出納帝命”，逐漸參與到中樞政務。

主政的左右樞密使，和主軍的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便被成為宦官集團的“四貴”，更經曆數十年演化後，成為了能穩定傳承的既得利益集團。

在這種權力架構下，皇帝要除掉具體某個當權宦官，是並不困難的，有一群覬覦他位置的其他宦官，會主動甘為皇帝的手中之刀。但若是皇帝想廢棄整個宦官執掌禁軍、參與樞機要務的製度，便意味著要和整個宦官集團、也包括已經被宦官集團極度滲透、遍布黨羽的神策軍將士們，去作一番生死之戰。

這個和大明目前的情況有些類似，崇禎皇帝想要拿下駱養性不過是一句話的事。問題是，五十萬錦衣衛並不是駱養性一個人的。除掉一個駱養性容易，除掉整個錦衣衛集團，難如登天。

如今的錦衣衛已經壯大到淩駕於軍隊之上了，而且朝廷官員治貪反腐的案子還沒有了結。如今的朝廷，還必須繼續仰仗錦衣衛。

李唐皇帝和宦官集團的最大一場衝突“甘露之變”，實為唐文宗隻會死讀《貞觀政要》，完全不懂朝堂平衡之道，竟意圖將宦官集團和士大夫朋黨一網打儘，恢複唐朝前期皇帝的威福自傳之權，卻全然不計後果。

這就跟崇禎皇帝一樣，崇禎皇帝當初急於弄死魏忠賢。也是因為他不懂平衡之道，其實弄死魏忠賢沒有錯，錯就錯在崇禎皇帝沒有再立一個屬於自己的閹黨集團。

唐文宗當時先將當時朝中的牛、李二黨儘皆貶斥，然後意圖以一場大規模的殺戮，來肉體清洗宦官集團，在失敗後又頹廢喪氣，稱自己不如周赧王、漢獻帝雲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