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淡淡的道：“這方麵的理論，早就鋪天蓋地，專家學者論述較多。我倒是可以舉一個例子，讓你能有一點直觀的感受香港和內地的區彆：比如記在街上看見商店一位營業員罵人，寫了一篇短文批評這個營業員，營業員完全不認帳，告記者誹謗，而記者也沒有記下被罵的顧客或者旁觀者的姓名，更沒有現場錄音，就是說無法舉證，而營業員也舉不出他沒有罵人的證據，這個案子怎麼判呢？在香港就要判記者敗訴，因為他未能實行真實抗辯，在內地如果嚴格執行上述原則的話就應當判營業員敗訴，因為他無法證明新聞的虛假。我要說明的就是，如果將誹謗訴訟的舉證責任在被告的原則貫徹到底的話，對新聞媒介有利，也就是說對保護言論自由有利。但在實踐中，判決上可能會寫道：所述新聞沒有事實證明，因此新聞構成侵權。因此我個人認為，無可證實的事實不可報道。中國司法為什麼要這樣做呢？這裡有一個對事實的理解問題。什麼叫事實？法律上的事實同日常生活中的事實是不同的。法律認為：能夠以證據證明的才是事實。法官會說：既然新聞媒介報道了一件事，卻沒有證據來證明，我又怎麼能認定你說的是事實呢？比方媒介說一個人貪汙，媒介卻提不出證據，難道要被指貪汙的人自證無罪嗎？所以要判處新聞媒介承擔不利的法律後果。”</P>

記者算是明白了，青基會為什麼會認為打這個官司一定會勝訴。</P>

“曾書記，按照你的觀點，是否在這次官司中產生了疑問？”</P>

“當然，最大的疑問是希望工程的許多賬目都搬到法庭上審查。這讓我非常不解，從誹謗法的角度上講，希望工程不需要證明清白，隻需要港媒證明希望工程款失蹤到哪裡了就行了，否則就敗訴。可事實上呢？”</P>

記者倒是理解這一點，“本案有關被訴方的那位媒體寫文的記者不到場作證，確實會讓人氣憤，我能理解。”</P>

“我沒氣憤，隻是不理解。”曾家輝的嘴上這麼說，但語氣早就出賣了自己，“本案中，被訴方唯一的證人、記者表示放棄作證，這就是說，港媒對於自己涉訟文章無法履行舉證責任，按照法規，被訴方舉不出證據證明希望工程有貪汙，他寫的幾段話都沒有根據，那麼他就要承擔敗訴的法律後果。可當年青基會對港媒的不實文章發表聲明後，港媒卻說，如果青基會能夠提供具體證據，證明我們失實，我們願意更正，他們這是把責任完全顛倒過來了嘛。”</P>

任誰也可以聽出來，他是心中有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