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江開磚窯，由窯主負責辦理開窯手續、建磚窯、添置機械設備，供應粘土、煤等耗材，支付水電等支出，燒窯師傅也是窯主自己雇。剩下的力氣活，挖土、填料、壓磚坯、進磚坯、出磚，窯主一般都包給包工頭，由其組織人手來完成。顯然，以上諸多環節中，壓低成本的辦法隻有兩個：一是不辦理開窯手續，這樣可以節約費用。開辦一個正規磚窯需要如下手續：同村集體簽訂土地承包合同，支付承包金以及土地賠償金、土地平整費；辦理相關證件，包括工商登記、鄉鎮企業登記、到國土部門辦理采礦許可證、稅務登記、環保審批、安監審批，公安審查、勞動監察部門審批等。以上環節先期投入總計超過二十萬元，每年納稅、各部門年檢等也需要不菲的花費。降低成本的第二個手段就是壓低勞動力成本。但燒窯師傅有手藝，不能得罪。窯主一般都是每出一萬塊磚坯支付包工頭一筆報酬，由包工頭自行分配。由於利潤空間不大，包工頭為了獲利，惟一的選擇，就是最大限度地壓低那些“力氣活”的成本。這才有非法用工產生的利益所在，即使用奴工，尤其是童工、智障工。道理很簡單，這些人“聽話”、“好管教”。</P>

調查發現，這個磚窯是一個無營業證、資源許可證、稅務登記證的家庭作坊式磚窯，建在村支部書記家一牆之隔的地方，而且磚窯的老板就是村支書的大兒子，磚窯建了五六年了，老板下麵還有包頭工，簽定有相關的不合常理的承包協議。調查組獲得的石城縣黑山村蔣正豐黑磚窯的上百名受害人名單顯示，其中來自十三個省份，被搶、被騙、拐賣來而的都占了百分之二十以上，隻有近30%是正常用工。</P>

這種情況不是當地沒整治過，而是整治當年好一些，過後照舊。打擊之後要不了幾個月就死灰複燃，甚至比整治前還增加許多。慢慢的當地就不整治了。按調查組下去之後，一些人士所講，“每次打擊都是風頭一過，所有的監管、檢查就成了走過場。”</P>

由此可見，政府監管的缺位，表明了一個現實：政府有關部門對農村地區的小作坊、小煤礦、小工廠等基本處於失察和失控的狀態；加之一些乾部、公職人員的失職瀆職，包庇縱容甚至充當黑後台和“保護傘”，使得一些非法窯主得以為所欲為、濫施淫威，曾家輝在調查中了解到，縣勞動監察大隊檢查一個磚窯，發現有一個外地年僅十六歲的少年，屬於未成年人。檢查人員當場罰了磚窯兩千塊錢，並讓窯主支付了少年一千塊工錢，然後帶走準備送其回家。可是，在離開這個鄉的途中，這位少年卻被“護送”他的一名勞動監察隊員私自送到了自己親戚開的磚窯，而且把人賣了一個好價錢。</P>

這已經構成玩忽職守與濫用職權罪。</P>

為什麼官員會失職瀆職，甚至與黑惡勢力狼狽為奸？曾家輝在調查中了解到，這些黑磚窯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存在，經營多年後，利用地緣、血緣和業緣關係，已經形成了一張縱橫交錯的經濟網、行政網乃至司法網。近年來，尤其是稅費改革之後，農村經曆了史無前例的社會轉型，原有社會結構已經大部分解體，部分鄉村社區出現“權力真空”。在這些家族勢力、黑惡勢力的強勢麵前，農村的基層治理逐步喪失效力，甚至成為黑惡勢力的附庸和其做大做強的“幫凶”。他深切地感受到，在三江省這個現實世界裡，勞動力價格的絕對下限，取決於最基本的人權能否得到保障。這決定於政府在其神經末梢能否有效行政，決定於一個社會能否自我維係基本的道德底線。</P>

最為令他痛心的是，在三江省的黑磚窯裡，許許多多被奴役的勞工們，最真切地體驗到了兩者缺失帶來的苦難。</P>

在黑山村黑磚窯的調查中，曾家輝離開村子時，一對中年夫婦站在村口攔住了他，這是黑山村本地村民。一年前他在當地一個煤礦打工時受傷，礦主置之不理，他的工資和醫藥費至今分文未得，“我們比磚窯裡的那些人也好不到哪兒去，我們的事能解決嗎？”</P>

他似在問曾家輝，又似在喃喃自語。此時，天空還下著雨，瀝瀝的雨聲中，他的聲音幾乎難以聽聞。但曾家輝還是聽了個清清楚楚，他點頭道：“一定會解決的。”</P>

兩天之後，黑山村所在的當地鎮黨委書記、鎮長已到有關部門接受調查。核心原因是蔣正豐黑磚窯就開在他們主政期間，而且鄉裡的部分乾部和村民證實，“蔣正豐的黑磚窯根本就沒取締過，都被錢給買了。”</P>

三江省召開了全省進一步整治非法用工、打擊黑磚窯專項行動及督查工作會議上，省政府在會上對“黑磚窯”事件進行了深刻反思。認為黑磚窯事件的一個重要教訓在於“沒有敏銳把握網絡、媒體的輿論動向，及時做出正確的回應。”</P>

雖然這一反思儘管來得遲了一些，但一語中的。</P>

媒體一下子就敏銳起來了。</P>

電視節目影響不斷擴大，隨著網絡的介入轉載，全國範圍內更加關注。</P>

此後幾天內，全國媒體迅速介入。黑磚窯事件成為國內各大門戶網站的頭條新聞，在輿論的高度關注下，接下來是一係列高層領導對黑磚窯事件做出批示。隨著官方態度的明朗化，媒體對黑磚窯事件的關注度持續升溫，在此後長達一個星期的時間裡，黑磚窯事件始終占據著各家媒體、網站的頭條新聞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