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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朝一貫以來的田賦製度，其實和後來兩晉的占田製、北魏的均田製差不多。都是給百姓預估一個他們能種的田的規模，但不管百姓實際上有沒有那麼多田，都按理論值收稅。

無非是具體數值不同，東漢算的理論值是人均種田一百漢畝，到兩晉降低到七十畝，北魏進一步降到四十畝。

但與此同時“三十稅一”的稅率名義上卻沒變，隻是國家攤到每一畝田上的理論畝產在變高。比如漢朝認為一漢畝的三十稅一隻有四升穀/麥，晉朝認為有六升，北魏認為是八升——在這個演進的過程中，可以看出華夏農民種田的精耕細作程度和每畝單產都在不斷提高，所以單個勞動力力所能及能種的麵積也在減小。

所以，以漢朝的稅賦製度，要改革到隋唐時候的租庸調製，百姓和士紳的理解難度其實沒多大，誰讓這七百多年裡稅製都是換湯不換藥、隻有小打小鬨微調呢。

反而是三國時期的屯田製，跟前麵的漢、後麵的晉北魏差距都很大，從“百姓理論上能種多少田”這一征收基準，切換到了以“百姓實際上（通過問官府借高利貸）種了多少田”作為征收標準，算是一個曆史的“雜音”。

正是因為這樣的傳承，讓李素在看劉巴寫的租庸調法各部分稅率設置時，才有一種“劉巴非常輕車熟路，好像交代他的事情他都很輕鬆就能理解”的錯覺。

……

在劉巴初步修改過的方案中，李素看到的新“租庸調法”下，蜀地百姓一年應該繳納的全部義務，包括以下部分：

首先是按丁計算的人頭稅（在租庸調製裡可以折算為調）。

漢朝一貫以來是每丁每月十錢、一年就是一百二十錢，但還有各種臨時加賦和歧視性政策。

而在劉巴的新方案裡，重新正式厘定為每丁每年三百錢，同時取消其他加派和歧視——彆看這個似乎一下子提高到了一倍，“橫征暴斂”，但仔細算算其實不多。

因為漢靈帝的時候，為了平羌亂，就給百姓加過“天下百姓每畝理論田加兩錢”的額外稅，名義上是田稅，實則也是人頭稅。按照前麵說的漢朝每丁百畝理論值，一年就是二百錢，再加上和平年代就有的一百二，實際上是三百二十錢。

這種加派說是臨時措施，但其實已經常態化了二十多年了，隻會多不會少。劉巴無非是把遮羞布扯了，給百姓實際上少收四分之一，但明著告訴百姓以後也不會減免回去了，永遠那麼高。

李素剛看到這一點時，抬頭指著質疑道：“此舉會不會讓天下士紳攻訐大王冒天下之大不韙？畢竟這種事兒，好做不好說啊。”

劉巴誠懇建議：“時移則事異，人丁算賦的底價，自文景之時製定，已有三百餘年，百姓生產的能力早已非數百年前可比，加一倍其實也不多。反而是此後十幾代帝王，雖不改算賦，卻巧立名目加捐加派。

如今亂世，當用簡明之法，如高祖當年初入關中時的約法三章。但蜀地百姓又少受戰禍、多有奢靡輕慢，所以隻有‘嚴而簡’，才可實現大治。”

劉巴的意思，核心就是兩句：約法三章的簡約之利要占，但執法鬆弛的弊端要改。法律可以少，沒有彎彎繞，但執法力度一定要強，大家都心服口服。

劉巴注意到了李素的猶豫，還熱心地指著幾條對百姓有好處的簡化，解釋道：“右將軍，就算隻看名分不看實際，這條算賦法其實也沒有盤剝百姓。好歹我們現在的三百錢是所有丁男一刀切的，女人也都是算男人的一半。

而如果按照舊法，很多早自前漢武帝開始、曆代因積的歧視，其實一直沿用至今。比如贅婿、小商賈要翻倍繳納，女子十五歲嫁不出去按五倍繳納，這三條都沿用了快三百年了，咱也都一刀切廢除了。

從此漢中王治下收人頭稅，不再歧視贅婿和嫁不出去的女人，平攤下來其實少收的部分比多收的已經差不多了。咱真不是為了多拿錢，就是為了簡約法令。”

李素順著看下去，果然劉巴還有小字注釋，把七八種原本的特彆歧視多收錢條款都掃掉了。

唯獨還有一條很顯眼的保留，那就是對於蓄奴的人，要奴隸的主人按照翻倍征收算賦——這一條保留得確實有道理，是為了打擊奴隸製，防止豪強兼並隱藏人口養太多奴隸。

……

人頭稅的額度沒有異議之後，剩下的兩大塊就是田賦（租）和徭役（庸）。

田賦的修改是最小的，基礎征收還是默認百姓丁男占田百畝、每畝繳稅四升，一年兩石。丁女和十到十五歲的次丁男，都算半個丁男，占田五十畝、一年一石。

不過差異也有，那就是劉巴在條款裡區分了“一年兩熟”和“一年一熟”的地區，要求被劃定為一年可以兩熟的區域按照一點五倍繳納。

這一點李素也不怎麼抵觸，因為他知道後世到了魏晉隋唐，區分還要複雜，還要分上田下田、水田旱田。

相比之下，漢朝已經是一個比較低的水平一刀切了，不會因為你田質量好額外盤剝。每畝三十稅一才四升，都是按非常差的田來算理論畝產的。四升的三十倍才一石二，稍微好一點的田畝產何止一石二呢（漢畝一石二約等於標準畝產四石）。

讓一年能種兩季的人按一點五季繳稅，完全應該。

李素對這部分就隻是細細閱讀，什麼都沒說，直接翻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