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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素也沒想到、數年未見後跟劉備喝一場大酒,
能勾起劉備那麼多的感慨,和內心的深刻自省、夕惕若厲。
果然稱皇帝為孤家寡人不是沒有道理的,手握絕對的兵權和行政能力,依然會出於對曆史的恐懼,擔心百年之後的事情發展方向。
好在,劉備也沒指望喝幾次酒就把問題解決了,他很清楚,今天就隻是跟李素說說這幾年的心得、各自的長進。大問題,還要放在以後漫長的歲月裡,慢慢解決。
李素也很清楚這一點,所以隻是幫劉備梳理了一下問題,指出可以努力的方向。
至於具體怎麼解決,李素沒指望直接給答案。
君臣一番徹夜長飲,最後李素總結出無非這幾方麵:
首先,百年之後的事情,誰都不可以控製,所以眼下最容易做的,就是給後人打好基礎、立好榜樣。能這一代人解決的變法和軍事擴張,就在這一代人的時間裡做好,不要拖著留給後人。
因為隻要留給後人,後人為了解決曆史遺留問題,肯定會引入新的問題。比如漢武帝為了解決匈奴,要改祖宗之法,廢和親,就要用各種各樣的人,這些人裡很多都是有問題的,而漢武帝自己也是有問題的,這都是有損朝廷正統的。
其次,自己的事情做好之後,就可以適當強化一下“祖宗之法”,但也不能定得太死,否則容易僵化——這方麵,李素借鑒的是後世明朝的教訓。
明朝僵化的祖宗之法,導致它麵對內部矛盾的變化演進時,適應性還不如漢、宋兩朝,所以命也比較短。
漢、宋雖然內部問題一直多,但好歹命長啊,就是磕磕絆絆遇到問題解決問題往下拖的。明朝的係統相比之下就是缺乏彈性,屈服強度扛不住的時候,直接就掰斷了。
所以,李素肯定不能勸劉備弄一套完全不能改的祖宗之法。
上述兩方麵都注意到之後,要讓一個國家穩固更久,第三個努力方向就是要梳理好統治理論的解釋權了——
注意,李素這裡提的是“解釋權”,而不是統治理論本身。
統治理論本身,意識形態的部分,李素自己生前就會搞定的。這些東西不比實際政策,僵硬一點也不要緊,所以不用留給後人了,最多留一點修修補補的給諸葛亮,讓諸葛亮將來完善一下。
因為政策是務實的,統治理論是務虛的。越務實的東西,越要貼合實際,就要靈活。越務虛的東西,可以大而化之,那就相對亙古不變。
這點前世念書時讀到的法理學基本原理,李素好歹還記得,也多虧他是個學霸,基本功紮實。
而統治理論和正統論的解釋權管理,說到底其實就是一個“封聖”的問題。你封誰為聖,後代的修修補補,就會以聖的理論基礎來做文章。
封聖該怎麼封?如何封?誰能封?
這個問題,其實不該李素親自來說,也不該劉備來下詔,應該劉備留給兒子輩甚至孫子輩。
因為李素給他的建議,就是“蓋棺定論,確保後人來封,生前不要下判斷”。
……
對於李素的前兩方麵大而化之的建議、提出的努力方向,劉備覺得很對。
對於第三個方麵的建議,劉備乍一聽有點不理解。他誤以為李素這是在謙虛,不好意思請求給本人封聖,所以才說留給後人。劉備便開誠布公地打斷他:
“賢弟這是疑慮朕不成?本朝若要另封新聖,這是板上釘釘的事情。”
李素也不藏著掖著:“臣並非擔心毛遂自薦,而是認為,此前兩漢的教訓,已經充分說明封聖這事兒,操作得不好,容易被人利用。
光武中興,不過百餘年便分崩離析,雖然有多方麵的原因,但我們也可以判定,光武的子孫們,在封聖問題上處理得不如先漢諸君好。”
劉備摸了摸胡子:“願聞其詳。”
李素就大致說了一遍,裡麵有些內容劉備這些年勤於學習,已經有所了解了,但李素還是全麵闡述,以免遺漏。
這事兒其實需要從後人一貫的一個誤區說起:
在很多後代人眼裡,甚至包括在東漢末年很多儒生眼裡,都覺得自從漢朝“獨尊儒術”之後,孔子就是聖人了。
但這其實大謬不然。
先不說後世曆史課本上,說漢武帝聽了董仲舒、就“獨尊儒術”,這本身就是一個誤解,漢武帝隻是重用了儒術,沒有到獨尊的程度。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句話確實是董仲舒說的,也是他的建議。但建議也就隻是建議,皇帝可以不接受,就算接受,也要考慮一個接受的時間表、程度深淺,不是一蹴而就的。
一直到漢昭帝、宣帝時,依然反複過“我漢家自有成法,王霸道雜之”,法家和那些儒家賢良文學,還是反複鬥爭過的。
基本上到了漢宣帝,因為漢宣帝上台過程中,借助了“公孫病已立”的祥瑞圖讖,天人感應神神叨叨那派愈發得勢了,才算是真正“獨尊”。
可即使到了“獨尊”成為事實後,孔子也依然還沒有到最高聖人的地位——西漢後期,乃至一直到整個新莽、還有東漢明章二帝,儒家最推崇的聖人,始終是“周公”,孔子隻是一個解釋周公、推廣闡述周公的存在。
換言之,就好比孔門弟子是著述推廣了孔子的學說,他們自己地位並不高。
而孔子本人活著的時候,他也自認為自己是“述而不著”,他也沒有自己的觀點,是在推廣周公的善政、克己複禮。
“複禮”可不等於“造禮”,孔子說得明明白白,造是周公造的,他最多就是個“複”。
那麼,孔子後來又怎麼就成了越過周公、或者至少是跟周公並列的聖人了呢?這就是東漢初期,皇帝在意識形態造聖上犯的一個錯誤。
當然,東漢初期的皇帝,也是沒辦法,因為周公這個形象,被王莽搞臭了!
王莽篡漢、建立新朝的時候,走的就是“儒家聖王”的形象,王莽沒有軍權,也沒有打過仗,他就是個大儒新聖的人設,而且還擁有實際行政權,所以王莽上位之前,拿他比周公的就很多。
王莽的上台,其實頗有幾分和儒家世家協商分贓的意味。當然,裡麵還有更多複雜的利益妥協,李素跟劉備聊也不會具體展開。
不管怎麼說,王莽這麼一搞,連累得周公也有點臭了,什麼反賊都能比周公,
這時候,“立在政治和學術上都有建樹的完美古人為聖”的壞處就顯現出來了:因為以後但凡有野心家,他也可以自比周公,自比這種“實政和學術雙料聖人”。
所以,這時候,改立孔子的好處就顯現出來了,孔子是一個實際政治推行中的失敗者,他一輩子在政治上是不成功的,隻有學說成功了。但正是因為他政治上的不成功,讓他被利用起來容易一些。
從此以後,如果再有學術、聲望和實政都很強的野心家,他好歹沒法自比孔子啊,因為你要自比孔子,你首先就得放棄權利、去著書立說、遠離政治搞學術,否則你跟孔子有哪兒像?
皇帝也就可以抨擊那些戀官不去的學術重臣不配自比孔子,要比先罷官。
當然,把孔子尊為聖人,這個過程一開始東漢皇帝也還是有些膈應的,並沒有立刻乾脆答應。
所以在漢明帝、漢章帝時期,皇帝才多次“親臨太學講學”,其實這就是想把皇帝塑造為當世的儒家新聖,這樣就可以避免封孔子,又能淡化王莽曾經也是被儒家推崇的曆史記憶。
但結果已經很明顯了:這些招數對皇帝本人素質要求太高,皇帝得好學,還不能是幼主,否則幼主沒法去太學給太學生們講課。
於是,漢明帝漢章帝結束之後,東漢才算是在這個問題上徹底放棄了掙紮,孔子也是到了那個時候,才總算成為官方意識形態下的“儒家第一梯隊聖人”,可以跟周公並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