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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備這趟為期兩年的出巡，下半程海路部分的始發站，是南海郡的番禺港，也就是後世的廣州。

在後世很多對三國不太熟的人印象裡，似乎交州這地方，核心治所就該是這番禺縣，畢竟後世的廣州多發達，而嶺南其他地區似乎早年都是窮鄉僻壤。

但事實上，在漢末亂世開啟之前，交州的治所一貫是在蒼梧，也就是後世的廣西梧州。

究其原因，自然是因為原本漢朝重河運而無海運，所以番禺作為珠江入海口，重要性不太強。

而在重視內河航運的時代，作為珠江西江三大支脈交彙點的蒼梧，便成了交通要道、重中之重。因為當年秦始皇的修“靈渠”運河，溝通的便是珠江與湘江——

確切地說，是溝通的珠江的西側支流西江的支流漓江，與湘江的支流澧水。而桂林漓江就是在蒼梧彙入珠江西江的，這種扼運河出口咽喉的位置，才配當三百年的交趾刺史部治所。

從這個角度說，曆史上赤壁之戰前，劉備用來跟魯肅談條件的備胎、“欲往投蒼梧太守吳巨”，也不算太離譜。

在那個背景下，吳巨的地位理論上還是高於後來割據交趾自立的士燮的，相當於掌握了大半個交州。交州治所遷往龍編（今越南河內），也是建安後期的事兒了。

而劉備作為皇帝，這一世連荊州都很少來，原本在荊州最南邊隻跑到南陽與襄陽交界、漢水之濱。所以他對荊南乃至交州的印象，就徹底停留在了上一個時代，

到了之後，劉備一時間還是挺不適應的，根本無法理解番禺這種海港城市，能在二十年裡發展到如今這步田地。

“區區一座濱海小城，連田地都鹽堿不耐耕作，居然能發展出超過五萬戶人家，二十餘萬人口，當真匪夷所思——這些百姓，都是靠商貿往來、船運周轉維生的麼？

這南海之地，也不算什麼商貿重地，朝廷近年來新增的金銀銅運輸，也不走這裡吧？這兒為何能發展到如此繁榮？”

劉備在番禺港巡視了一番後，看著眼前百舸爭流的繁榮景象，還是被震撼到了。陸地上的繁榮，他這麼多年開眼界下來，早已不意外，但海上確實是第一次見識。

對於皇帝的感慨，李素當然是責無旁貸地幫忙解說：“陛下不必驚訝，扶桑與旅漢的金銀銅礦運回中原，確實不走這番禺。

前者穿過東海後、在揚州會稽的句章港靠岸，後者也是在會稽的閩中靠岸後、沿著海岸北航，都不需要通過這兒。

這裡的商貿往來，主要就隻是與南海之外、原本交趾、扶南、狼牙修等地之間。往來貨物以胡椒、蘇木、豆蔻、丁香、珍珠、珊瑚、象牙、犀角、孔雀等香料珍寶為主。

這裡的港口也不算繁榮，全縣才二十餘萬人而已。陛下幾個月後，到了句章、山陰、吳縣，那裡一縣的人口，可比此處再翻倍不止。”

劉備暗暗咋舌，原來是自己大驚小怪了，這兒的海港居然還不算什麼！在如今大漢疆域內，都排不上海港城市前三名。

劉備不由感慨：“朕日常看奏表，倒也知道子初上報的諸多海商稅賦數字。隻是一直隱約覺得，那都是靠官辦撐起來的。

這些香料和珍玩、藥材的貿易，完全出於民間自發，也能如此繁榮，著實出朕意料。丞相可知，這些年為何民間自發經營的海商，都能折騰出如此多的需求來？

他們就不愁買多了海外的昂貴卻無用之物、最後滯銷麼？海上風險那麼大，萬一有個三長兩短，這些人沒有朝廷支撐，自發怎麼敢的？”

李素原本沒想到劉備會這麼燈下黑，因為李素接受的畢竟是現代教育，在他看來“民營經濟在解決生活舒適性需求方麵，比國營更靈活、更擅長揣摩市場需求”，這不是天經地義的麼？

殺頭的買賣也有人做，隻有賠錢的買賣沒人做。他們能摸索出什麼東西進口進來能賣得出去，自然有市場的調節。

不過這個沒什麼好解釋的，劉備不理解就不理解好了，太超前。

李素覺得，還是把劉備認知誤區裡那個“民營航海不抗風險，不該有那麼大膽子”的問題重點解釋一下就行了。

李素解說道：“陛下，近年來，民間自營海商發展比官營還快，日漸繁榮，臣以為，關鍵還是阿亮前幾年搞的一項名為‘連坐擔保’之法搞得好。

那法子，一開始還是為了鼓勵‘朝廷督辦、民間承運’扶桑金銀和旅漢銅錠時，想出來的。陛下應該知道，諸葛家的海陸運輸，都開得比較大。

商辦的海船，運費曆來是比朝廷官辦的便宜，所以能放手讓商人們做的，最好還是放手自營。而民辦最大的弱勢，便是本錢不夠大，承擔不起出現意外後的貨物賠付。

畢竟朝廷讓他們運的是扶桑來的金銀，一船貨貨值便極為巨大。一旦出現沉船，傾家蕩產也不夠賠給朝廷。

所以從七八年前開始，這些業務一方麵是逐步向最有實力的大海商家族聚攏，比如被糜家、諸葛家族承運，因為隻有這些家族承受得起意外風險。

哪怕幾百條運銅船裡沉了兩三條，讓商人賠個好幾億，糜家諸葛家也輕鬆賠得出來。但是，全靠家大業大死撐也不是辦法，而且樹大招風，容易惹人嫉恨……”

後續的解釋，李素說得比較委婉。

原來，依然是因為諸葛亮很會做人，哪怕這個世界沒有“反壟斷法”，他也不希望三弟事實上對這些業務形成壟斷。

給朝廷運金銀銅的船隊，都由他家和糜竺家來辦的話，那成啥了？諸葛家成東印度公司了？

但是，其他小商人沒這個實力也沒這個魄力擔當，簡直是給他們機會他們也不中用啊！

最後，諸葛亮反而還要想辦法培養自己三弟的競爭對手。建議諸葛均鼓勵中小型承運人聯合起來、也組團承包這部分朝廷業務。

如果中型承運人承擔不起風險，就給他們組一個類似“保甲連坐”的製度，互相承擔連帶分攤責任，出了事故大家湊份子賠，攤薄了就賠得起了。

這條辦法，諸葛亮沒有親自拿出來，他是借了諸葛均的手拿出來的，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麼深諳算學概率之道的妙法，肯定是諸葛令君想出來的。

後來他發明的這個風險連帶法，居然成了最初的“海運保險”前身。

凡是承運標的物貴重、超過承運人風險承受力的朝廷訂單，都要從收取的運費裡計提一筆出來，作為參保費，幾乎跟後世買大車搞物流得交交強險一樣了。

而且，事後諸葛亮也沒想把這個“航運保險公司”捏在自己家族手上，路子摸索清楚之後，他就讓諸葛均自己建議，把這個“連坐保險”交給朝廷托管。

這倒不是諸葛亮良心多好，而是畢竟他也是古人，沒意識到“保險公司”這門生意本身也是有巨大利潤可言的。

諸葛亮剛發明海運保險時，這東西就是非營利性的，負責居中做賬協調的人不能拿好處，收上來的保費也是封存在專門的一個庫，就算用不完，也跟運營者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