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少，這個捐獻的小學以什麽標準。”，歐陽震華問了一個具體的問題。

“標準其實沒辦法具體，不同的學校，不同的地利估計需求會有不同，不過我的建議是弄得好一點，至少20年之後不會被拆除，要包含運動場和圖書室”，陳康傑說的是實事求是的話。

“這樣的話，我估算，耗資會超過兩百億人民幣，再加上打深水井和水窖，起碼得五百億以上，如果每個省資助兩三所大學開展基礎性研究，還要培訓老師的話，光這部分，每年就起碼要120億人民幣，西部大學的科研水平總體來說和東部是有一個階梯型差距的，特別是和首都，明珠等地的大學相比”，歐陽震華稍微心算之後說道。

“或許會不止這麽點，大學這一塊可能完全可以和大學直接合作，其他的部分雖然主導權在我們手裏，但是一定程度上這需要和政府適當合作，而且絕大多數涉及的地方交通不便，運費和材料費會很貴，錢的事情你看著辦的，要通過多渠道的方式轉進來，不同的組織可以分工去做不同的事情，畢竟術業有專攻”，陳康傑幫著分析道。

實際上陳康傑說的沒有錯，五年之後核算，在這個項目上，從1995到2000年結束，整個耗資高達1200億人民幣，極大的改善了西部地區的基礎教育條件和農村生活條件，惠及人口達到兩億人，成立的五個慈善組織，每個組織每年花出去的錢有數十億之多。

這個項目，為後麵更大規模的行動打下了基礎，培訓了人才，完善了操作模式和管理手段。

“這符合你要求低調的條件，放心，我會采用多支流的方式來轉移資金，而且，會隻乾不說”，歐陽震華很是理解陳康傑的要求和目的。

“對，就是這個意思”。

雖然陳康傑要求低點，隻乾不說，但是，當多年以後，有關陳康傑的資料被一步一步曝光，他做的這些事情，使得千萬億的人對他今天做的事情感動不已，很多很多人將他當成恩人。

實際上這真不是他所需要的，他隻不過是不想抱著一個很巨大很空洞的金錢數字離開這個世界而言，他隻覺得那是他應該做的，符合中華民族曆來“獨樂樂不如眾樂樂”的思想和“樂善好施”的品質而已。

“其實，如果可以的話，我還想建立一個獨立智庫，我們國家雖然有很多智庫，但是都是政策性的，有具體的利益傾向，不是偏向這個利益集團，就是偏向那個利益集團，而且，還幾乎都是政府智庫，這會使得那些智庫在研究問題之前就有部門傾向在裏麵，很難發揮他真正的作用，影響力也很微小，基本上很難走出國門”，陳康傑突然之間又想到了一個問題。

“你是說像霍普金斯學會，卡耐基基金會那樣的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