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拍攝的這裏，就真的是當年主席的書房，所以一切都是原封不動，很珍貴的。

陳康傑其實也是第一次走進這裏，他也不知道主席是不是真的都看過那些書，隻不過從曆史上看，主席是十分好書領袖，那些書應該不會是他弄來裝門麵用，所以陳康傑判斷那些經史子集應該大多數都看過。

除了我國古典的經史子集，書架上還包括很多共產主義的哲學，政治學和社會學著作，據說《共產黨宣言》被主席起碼看過幾十遍。

在首都拍攝期間，主要在四個地方取景，除了大內，還有天安門，全聚德和首都大學體育館，這些地方都已經由有關部門聯係協調好了的，此時辛迪正帶著團隊在首都大學體育館布置場景。

因為布置的是70年代初那個特別時期的場景，為了保險起見，八一廠還派了兩個布景師跟隨協助。

在大內的拍攝比較順利，兩個主要演員都差不多算戲骨了，正規來了四次就過了，加上搭建設備的虛耗，一上午的時間正好夠用。

相對來說，天安門的場景雖然沒有什麽具體的台詞，但是並不好拍，主要就是表現美國代表團的運動員坐在大巴車上，在警車的引導下從長安街經過，途經天安門的時候，他們將手和頭伸出窗外，四處指指點點，有些還舉起自己的相機拍照。

而路邊的老百姓，見到這一群外國人，也是反過來很好奇，互相之間小聲的說著什麽，仔細聽的話，能聽見類似“他們是哪國人。”，“跑到首都來乾什麽。”等等這樣的話。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老外是很新鮮的，我們還處在一種封閉之中，對外的交流很少，能一下子見到那麽多高鼻子，藍眼睛，黃頭發的老外，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為了減少麻煩，那些廣場上的群眾是用的八一廠推薦來的群眾演員和四個不出名的簽約演員擔任，他們的紀律性比較強一些。

拍攝的時候是兩部攝像機切換著拍，一部攝像機在前麵的一輛大車上，由拍攝臂吊起來，主要是負責遠景，另一輛車是幾乎與巴士平行的，拍攝近景，注意每一個人的細節。

為了不同的角度，車隊要在這段路上來回跑三趟，天安門廣場上還架設了一部攝像機拍攝他們路過的畫麵。

“為了反映曆史的真實感，這個區域將會采取封閉措施，交通也會進行管製，我們要儘量減少對當地交通和群人帶來的不便，所以希望各位認真對待，這個開放的公共空間，是極少封閉的”，陳康傑長安街邊在對美方演員和劇組工作人員動員道。

此時長安街上已經沒有車輛通過，人民廣場上也是空空如也，隻有那一麵鮮豔的紅星紅旗在晨風中激昂的飄揚著。

反映這個時期的影視場景八一廠那邊比較有經驗，所以那一塊交給他們去負責，這也是事先安排好的內容，到時候在影片結尾處，將會給他們打上一個合作拍攝的名字，這可能是這家國內大型影片公司第一次參與投資高達幾億人民幣的國際大片拍攝。

陳康傑在給美方工作人員做工作，那邊也有負責任在給中方的人員做工作安排，幾百名穿著樸素中山裝的群眾演員將會分布在廣場四周，他們很多還會背上一個帆布袋子，還有一些老式車輛會在自行車隊伍中穿梭於長安街，自行車同樣是二十多年前的那種老舊車，顏色全部為黑色，在那個年代，彩色是屬於被批判的元素。

原計劃是車隊往返三次完成，可是由於這一段真的是原創，原來的影片中沒有出現過，一切靠陳康傑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力，所以車隊來回11次才完成，他要一次又一次的修正自己的設想以及攝像機的拍攝角度。

為此付出的代價是長安街這一段和天安門廣場被多封閉了4個半小時。

這部電影是最高層打了招呼的，各部門不得不配合，陳康傑原本還想節約時間，結果不但沒節約，反而還多浪費了時間，為了表達自己的感謝和歉意，後麵他讓飛揚娛樂公司向八一廠等部門捐贈了一批2000萬元的影視拍攝設備，這個錢從陳康傑自己的所得裏麵扣除。

在全聚德的拍攝並不是在室內，拍攝地點就在戶外，反映的是阿甘自己一個人跑出來逛街，順便想找點吃的，他肚子餓了，然後就在全聚德的門口與民眾遇見，來了個親密接觸。

起先是別人對他指指點點，搞得他不自在，最後是他主動的去搭話，雖然語言不通，但是民眾對他十分熱情，在阿甘用手勢比劃自己要找吃飯的地方之後，有人給他介紹某處的包子，有人介紹某家的餃子，還有人就介紹全聚德這家的烤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