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明書瞪著淩冽的眼神將小劉注視良久，直到將小劉看得心虛了，他才出口說道：“你要想知道，就去問你的老板，如果你的老板沒有告訴你，那麽我也沒有義務告訴你什麽。”

小劉被董明書的話噎得訕訕然，氣不是，笑不是，五味雜陳，很是難受。

悻悻然站了起來，小劉也沒有與董明書他們打招呼就走了出去。

有什麽了不起，狐假虎威，搞得二五百萬，真把自己當大人物，踏出房門，小劉就在心裏暗罵。

走到成龍的辦公室門口，小劉想推門進去，可是停留想了想，還是沒有那麽做，大哥沒有召喚，就這麽冒冒然進去，會落大哥的麵子，他會不喜。

當小劉在辦公室門口猶豫的時候，陳康傑與成龍兩位當今華人世界最耀眼明星開始了實質意義上的真正磋商交談。

“long，你看看這個劇本，是目前為止我最滿意的，前段時間，我看了不下五十個劇本，都是香港比較有名氣的編劇作品，我覺得這裏麵的情節設置比較符合你與我的搭配……不過你先看，最終還是以你的意見為主。”說話的時候，成龍將一本封麵為紅色的精美打印劇本遞給陳康傑。

陳康傑將茶杯放下，接過劇本，最先映入眼簾的是劇本上的兩個大宋體字，拯救。

看到這樣的劇本名字，陳康傑還以為是一部災難片，在華人電影史上，極少會有題材涉及到災難片，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缺憾，是由多方麵的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文化因素，總體來說，我們的文化偏向保守，缺乏足夠的想象力，因此我們的藝術作品不是曆史題材就是現實題材，有關未來和科幻生存的土壤很小，文人墨客們，一般都不會將視覺焦點放在這上麵，當然，也不是說中華文化都偏向保守，曆史上，我們也曾經在想象力方麵有很突出的創造，例如豐富多彩的神話故事，例如《西遊記》這樣明顯帶有幻想的偉大作品，之所以現階段我們的想象力和創造力顯得後繼乏力，與近半個世紀來的政治體製和文化動蕩有著莫大的關係，尤其是十年浩劫，使得我們的文化傳承方麵出現了較大的裂縫。

其次是經濟因素，災難片不比一般的故事片，要想拍得好看拍得精彩，就需要巨大的投入，在美國，這方麵的影片起碼也會有數千萬美金投進去，甚至上億美元也不會有什麽可奇怪的，而在我們的範圍內，不論是香港電影還是內地電影，能夠投入兩三千萬港幣已經屬於了不得的大製作了，不管是私人製片公司還是國有製片廠，都不會也很難拿出幾億人民幣或者港幣來投資一部影片，一句話，我們缺乏那種財團式的電影公司。

經濟因素可以一分為二，投入是一方麵，產出是另一個重要的方麵，這就與市場有關，當前我們市場化的影院數量還很少，而麵向家庭的正版發行渠道又受到盜版的衝擊十分嚴重，所以，投入幾千萬去拍一部片子還好收回成本，投入幾億的話，根絕我們的市場現狀，能保本就算是萬幸，目前為止還沒有一部華人影片的票房超過兩億元，當然，這其中陳康傑所拍的電影隻能算是引入的外國大片，畢竟投資方是外國公司，演員也幾乎都是外國人。

在產出方麵，有兩個關鍵點很有限製性，一個是電影票價，另一個是電影出口，票價是對內的，目前為止，國產電影（包括香港電影）還沒有一部的票價超過十塊，兌換下來也就是億美元多點，依照這樣的票價，一部電影的票房想達到上億美元，除非國人十分之一的人都走進電影院還差不多，這顯然是不太現實的，能達到這個數字的，也就隻有八十年代風靡的《少林寺》了，之後還沒有哪部電影吸引上億國人花錢買票看電影，至於電影出口，那是對外，由於意識形態，社會製度以及國際關係等方麵的複雜原因，國產電影很少能夠走出國門，即便部分電影走出去了，也很難造成強勁的吸引力，首先是電影不太適合西方口味，其次是宣傳方麵沒有跟上。

再次是技術原因，誰都知道，拍攝災難片隻有將恢弘震撼的災難場景淋漓儘致又生動鮮活的展現出來，才能打動人和吸引人，如果讓觀眾覺得他看到的場景太假，那就會使得大家失去興趣，可是要真實的將震懾人心的災難場景在銀幕上逼真的呈現出來，不但需要高超的拍攝技巧，更加需要超強和特效能力和後期處理能力，這方麵，都需要十分專業的特殊人才，恰恰在這方麵，我們很缺乏，不但各大電影公司沒有這樣的人，電影教學機構也沒能培養出這樣的專業技術人員。

相對來說，反而是設備比較容易解決，可以進口，電影設備都不在西方對我們的禁運名單中，花錢就可以得到。

還有一點必須承認，我們拍攝不出災難電影，有一個大家所意識不到的政治因素，如果在我們的電影裏麵出現災難來臨，屍橫遍野的情況，不論是海嘯還是火山噴發，在審查的環節就會被卡掉，因為這會被認為是隱射我們的預警機製不夠健全，不能提前保護好人民群眾的生命和財產，即便我們電影裏出現的時間是未來，估計也隻能是人民安居樂業，社會一片安詳，就會搞得我們的未來和現在的宣傳沒有任何的區別，觀眾怎麽可能會花錢買票去看這種“左手摸右手”的乏味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