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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延福宮。

朱國祥正在打理宋徽宗留下的珍貴花木，拾掇一圈又洗洗手，問道：“刑統是什麼東西？唐代有《唐律》，明代有《大明律》，怎麼宋代隻有一個《宋刑統》？”

朱銘躺在搖椅上喝茶，解釋說：“刑統就是刑事法規彙編兼解釋。因為當時的特殊政治環境，趙匡胤製定法律非常著急，前後隻用了半年時間。所以就直接照抄唐律，隻改了些需要避諱的字詞。《宋刑統》的編撰者來自後周，剛剛編完一部《大周刑統》，所以《宋刑統》也大部分是抄來的。對於編撰者來說，也算自己抄自己。”

朱國祥大致聽懂了：“就是說相比起《唐律》，宋代的法律框架整體沒變，但具體斷案量刑和法律解釋給改了些？”

“也可以這麼說。”朱銘點頭道。

“那朱元璋的《大明律》怎麼樣？”朱國祥問。

朱銘簡單回答：“《大明律》更具係統性、整體性、統一性、規範性，更強調程序正義，更注重司法公正和官員廉潔。唐宋的法律，可操作性空間更大，而且對官員的約束不夠。這是朱元璋的性格和治國理念決定的。”

“這個可以，程序正義很重要。”朱國祥點頭說。

朱銘說道：“現在的重點是，我們的步子該跨多大，步子跨大了會不會過於超前。比如八議製度要不要保留，如果保留又該保留多少？”

“什麼是八議製度？”朱國祥對古代法律一竅不通。

朱銘解釋說：“就是八種類型的犯人，比如皇親國戚，比如特殊人才，比如德高望重者，比如立有大功者。對於這些犯人，官員可以審判但不能執行，必須上報給中央朝廷，由中樞重臣進行商議。重臣商議出的判決結果，再呈交給皇帝進行裁決。”

“這個還真不好決定。”朱國祥嘀咕道。

父子倆還保留著現代思維，但同時又融入古代社會，這就在對很多事物的認知上產生割裂感。

仔細考慮之後，朱國祥說道：“八議製度可以部分保留，但必須進行嚴格界定。比如德高望重者，根本無法客觀判定，是人是鬼都可以德高望重。還有皇親國戚，不能說沾親帶故就算。再者是重臣們商議的判決結果，如果涉及死罪法律，天王老子也不能免除。八議製度的寬恕條件，最多在流放罪以下，殺人者償命不得違背！”

“也就是說，皇子殺人也得償命？”朱銘問道。

“不錯，”朱國祥說道，“就算要特赦，也隻能由皇帝特赦，重臣商議時無權免死！”

父子倆開始進行詳細討論，最終把魏晉以來就有的八議製度，直接縮減範圍成三議製度，且施行範圍和內容進行嚴格規定。

首先是皇親國戚，隻有皇帝五服內的血親才行。太皇太後、太後和皇後的親屬，從八議之中取消！

議故（皇家故舊和蒙恩日久者），取消！

議賢（德高望重的賢人），取消！

議賓（主要指前朝皇室以及孔家），取消！

議勤（對國家有苦功者），取消！

議才（有大才可安邦定國者），取消！

有大功者和權貴（一品爵和三品官以上），保留。

有些東西必須保留下來——

譬如為國開疆拓土的大功之人，他牽扯到的各方利害關係太多。一旦給予司法部門判決權，可能引發非常嚴重的後果，甚至是成為政治鬥爭工具，必須由皇帝和中樞做出決策。

又譬如一品爵和三品官以上，這些都屬於大員，必須中樞集體商議，再交給皇帝判定，否則會引起政治動蕩。（官員犯罪還有更細化的規定，哪級部門能判決哪品官，必須進行嚴格規定。皇親國戚也多有官身，算在官員犯罪條例當中。）

八議變三議，已具有曆史性的跨越式進步！

事實上，朱國祥和朱銘取消太後、皇後的親屬犯罪議奏，看似讓法律變得更公正了，但實行起來有可能起到反效果。

比如皇後的表弟犯罪，以前官員可以上奏，交給皇帝和重臣來處理。今後判案官員有決定權，不需要再上報，反而會被嚇得不敢判，甚至是幫著涉案者脫罪。

有時候更公正的法律，實際運用卻帶來不公正。

這個版本的《大明律》，今後肯定還會修改，根據實際使用情況而調整。

隻有父子倆都死了，《大明律》才不可更改，今後的君臣會使用補充條例填補漏洞。

曆朝曆代都是那樣，太祖、太宗定下祖宗之法，後續皇帝搞各種補充條例，沒有什麼法律是一成不變的。

敲定了這個，朱銘又說：“還有就是贖罪，這個也是不斷收縮的。宋代就比唐代更嚴格，北宋後期也比北宋初年更嚴格，我認為還要進行法律收縮。朱元璋的《大明律》可以借鑒，但也隻是借鑒而已。”

朱國祥說：“贖罪條例可以取消。”

朱銘笑道：“朱元璋的《大明律》，對輕罪的贖罪條款，更像是一種變相的罰款和社區勞動改造。比如鞭刑和杖刑，有錢的出錢贖罪，沒錢的出力贖罪，幫官府運炭搬磚都可以抵罪。”

“這個可以，其實就是小罪罰款。”朱國祥點頭道。

“但我不同意重罪交贖金，”朱銘闡述自己的想法，“我認為徒刑一年以下，可以交罰款贖罪，但一年徒刑以上必須坐牢！至於流放和死罪，就更不能交錢免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