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艾格隆率領著自己的巡遊隊伍來到裏爾，並且在與當地名流的宴會當中對比利時獨立運動發表了“看法”的時候，一支來自於法國的代表團，也在外界的注視當中，悄然踏上了英格蘭的土地。

當這支代表團進入倫敦之後，一舉一動都被外界注視著，在報紙上寫專欄的時政觀察家們幾乎不惜筆墨地寫著各種分析文章，並且宣稱這支代表團將會“決定歐洲的下一代人是戰爭還是和平”。

也無怪乎英國人這麽重視，因為這絕不是一次平常的外交訪問。

就在不久之前，法國又一次發生了改朝換代的動亂。

原本英國人已經習慣了自己大陸上的近鄰時不時的抽風，但是這一次的“抽風”卻給他們帶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甚至目瞪口呆的結果，波拿巴家族的繼承人返回了法國，並且在塔列朗親王和蘇爾特元帥等人的恭迎下來到了巴黎，看上去即將登上他原本失去的皇位了。

在這個年代，沒有任何詞語能夠比得上“波拿巴”這個單詞更能刺激英國人了，之前連續20年的戰爭，英國人耗費了難以計數的人力物力財力，背上了天文數字的債務，才總算壓下了法蘭西的狂潮，摧毀了拿破侖皇帝的宏圖霸業，直到今天仍然心有餘悸。

而現在，又一次拿破侖皇帝似乎就要冉冉登場了。

沒錯，決定由誰來統治法國，是法國人的內政，但應不應該乾涉他們的內政？

伴隨著驚慌和錯愕的，是激烈的辯論，無論是在客廳沙龍還是在報紙上，到處都有人在激辯，應不應該以強硬手段阻止波拿巴家族上台，甚至必要時不惜使用武力。

不過，民間激烈的輿論卻並沒有影響到英國政府，在首相威靈頓公爵的領導下，卻展現出了出人意料的平靜姿態。

沒有好戰的公開宣言，沒有軍隊的集結和動員，更沒有突然追加的緊急戰爭預算，什麽都沒有，身為滑鐵盧的大英雄、英國軍事榮譽最巔峰的威靈頓公爵大人，仿佛是以一種泰然自若、巋然不動的姿態，注視著隔海相望、恩怨糾結的那個國度。

當然，即使英國政府巋然不動，卻沒有一個人膽敢無視倫敦的意見，至少艾格隆和塔列朗親王絕對不會。

如今的英國，正是它最強盛的時期，雖然它在之前的長年累月的戰爭當中受損嚴重，但是它相對於法國、奧地利和俄羅斯這些歐陸大國來說，它的人口損失、財富損失反而是相對較小的，而戰爭的勝利更是讓它壓製住了它霸權上最大的競爭對手，同時在科學技術的加持下，它的產業在不斷擴大發展，可謂是蒸蒸日上，它引以為傲的皇家海軍更是遙遙領先於任何其他國家的海軍，控製著全世界最重要的那些海上商路和通道。

一句話，英國現在就是列強當中最強者，而且遙遙領先於任何一個競爭對手，它有資格保持平靜。

英格蘭是沉睡的獅子，一旦它猛然驚醒並且撲向它的獵物，那麽就會是不死不休的惡鬥，而曆史已經證明，在這種連綿不絕的惡鬥當中英格蘭往往都會是勝利者。

正因為知道這種現實，所以艾格隆和塔列朗非但不想要在這個時候觸怒英國引發一場危不可測的戰爭，相反他們願意想儘辦法安撫這個鄰國，獲得寶貴的喘息空間。

這支代表團，就是肩負著這樣艱巨的使命踏上英格蘭的土地的。

年輕的亞曆山大-瓦萊夫斯基伯爵，就是這個代表團的一員。

在艾格隆返回法國之後，希望出人頭地的亞曆山大跑到了楓丹白露拜訪這位至尊的“弟弟”，並且投入到了對方的麾下，而艾格隆看上去也對他頗為看重，把他放到了塔列朗親王的身邊。

就是在塔列朗身邊，看著對方的言傳身教，亞曆山大就產生了投身於外交事業為帝國效勞的想法，而後他就被塔列朗放入到了這次代表團的名單當中。

當然，年紀才20歲出頭的他，不可能有資格充當代表團的團長，他是職位是團長的秘書，至於代表團團長的職位，則由巴薩諾公爵雨果-貝爾納-馬雷擔任。

這位巴薩諾公爵可不是什麽泛泛之輩，事實上他是一位非常資深的外交官，甚至論資曆都不比塔列朗親王差多少。

他出身於一個平民家庭，在大革命初期他來到巴黎，先是做了新聞記者，因為口才好寫文章的水平也不錯，他被吸收到了共和國政府當中，1792年起就參加了外交工作。

後來，在政治的風雲變幻當中，他選擇了和野心勃勃的波拿巴將軍合作，而後1799年，拿破侖發動霧月十八日政變成為了法國的第一執政，而這時候才30多歲的貝爾納-馬雷就得到了重用，擔任了首屆執政府的國務秘書。

接下來他一直為拿破侖效力，在拿破侖稱帝之後，1809年他因為自己多年來的功績受封為巴薩諾（Bassano）公爵。再後來，拿破侖和塔列朗兩個人決裂，而1811到1813年間他出任了法國外交大臣。

而在1815年，拿破侖皇帝複辟重建了百日王朝，他又為皇帝效勞，所以在波旁王朝第二次複辟後他不得不流亡國外，直到1820年才被赦免回國。

由此可見，巴薩諾公爵資曆深厚，尤其是和波拿巴家族的淵源極為深厚，雖然論威望不如塔列朗親王，但也算是半個“元老”了，從1792年踏入政界開始，巴薩諾公爵已經在政界和外交界當中已經曆經了四十年沉浮，經驗豐富，更有著同各國的關係網——艾格隆把這麽重要的任務托付給了他，足以體現出對他的尊重和殷切期待。

在原本的曆史線上，1830年奧爾良公爵篡奪王位建立七月王朝之後，巴薩諾公爵轉而投入到了新王朝的旗下，路易-菲力浦國王在1834年曾經還試圖任命他為首相來組建內閣，可惜因為他在議會當中沒有得到足夠的支持而組閣失敗。

正因為一度和奧爾良派合作，所以他和其他波拿巴家族的支持者產生了嫌隙，之後也沒有再參與到波拿巴家族的複辟運動當中。

不過再後來，他的兒子，第二代巴薩諾公爵拿破侖-約瑟夫-馬雷，在拿破侖三世複辟帝國之後又成為了宮廷的廷臣，一度被委以重任，馬雷家族時隔半個世紀再度為帝國效勞了。

當然，在這個被艾格隆改動了的世界線當中，“未來”的動搖反複並沒有發生，巴薩諾公爵從一開始就堅定地站在了艾格隆這一邊，他被委以重任是理所當然的，沒有任何人會為此感到意外或者不適合。

在巴薩諾公爵的領銜下，這一支人數不多但地位顯赫的代表團就悄然度過了英吉利海峽來到了倫敦，他們受到了英國政府禮貌但又刻意保持距離的接待，然後就被安置到了法國大使館當中。

從這種接待當中，他們都感受到了英國人曖昧不清的態度——也許他們自己也沒有想好到底應該怎樣來對待突然重新返回舞台中央的波拿巴家族，所以還在權衡當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