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主任，十來年前考古發現了漢代的度量衡器‘權’鄭主任知道這事嗎？”

方樂突然問。

“聽說過。”

鄭高峰點了點頭。

“僅僅是聽說可不行啊。”

方樂道：“這個‘權’的發現意義重大，之前用的計量單位都是古計量單位，所以杏林界對於《傷寒論》裏麵的處方劑量一直都有爭議......”

“沒有一個準確的定量，後世醫家在用藥的時候往往劑量難以掌控，從明代到現在，醫家都是根據古之一兩約今之一錢的臆想來用藥的，再加上經方實際劑量往往都是以原方這般劑量使用，但是隨著‘權’的發現，我們按照古今度量衡折算法，漢代的一兩差不多是今天的15.625克，一斤差不多就是250克，如此一來，實際使用的經方劑量也就是原方的十分之一......”

邊上孫清平和程載明都認真的聽著。

方樂說的經方實際劑量以原方折半，這個是明代到現在一直慣用的思維。

這一點方樂之前單獨和孫清平說的時候說起過。

前人創出的方劑，後人沒有那麽大的膽魄，劑量縮小，本就沒有原方劑量足，再加上計量單位計算的出錯，和原方差距更大。

“就權威性而言《傷寒論》絕對是相當權威的一部典籍，張仲景立方劑量大，藥簡、力專、效宏.......”

方樂緩緩道：“可以說《傷寒論》是中醫學第一部急性熱病學專著，東漢末年，寒疫大流行，傷寒的特點是發病急，穿變速，這也是《傷寒論》誕生的基礎......”

“到了明代，漢代劑量已經不可靠，再加上李時珍編著的《本草綱目》隻是以收錄為主，其中臆想和猜測居多，導致不明真相的醫家以此為準。”

方樂說的這些都是後世不少人總結出來的。

曆史上對中醫貢獻最大的幾個人，醫聖張仲景絕對是第一人，其次是葛洪和孫思邈、李時珍等一些人，華佗的名氣雖然大，但是因為傳世的典籍少，貢獻比起張仲景等人要差一些。

其中李時珍算是比較有爭議的，因為在不斷的實踐中，不少中醫人都發現了《本草綱目》中的一些錯誤，特別是劑量方麵，還有藥效等。

所以也導致一些中醫人抨擊李時珍，說李時珍是中醫的誤導者......

不過在方樂看來，不能把責任都歸在李時珍身上，李時珍和張仲景最大的不同是，張仲景是臨床醫生，所書隨著都是自身實踐，自己一生的經驗和感悟。

而李時珍隻是醫學家，屬於教學派，臨床經驗並不算豐富，而《本草綱目》最大的貢獻其實在於歸類和總結，把一些民間偏方、或者道聽途說都歸類起來，就像是一種草藥的目錄，方便查閱，卻不能完全當作參考。

方樂說的這些，鄭高峰和程載明都沒有太過注意，他們學醫較早，思維早就定了，後續主要精力也都在臨床，至於方樂說的“權”的發現，這些人也隻是聽說，卻沒有去深究，方樂現在一說，他們才知道還有這麽一回事。

“就說四逆湯。”

方樂繼續說道：“四逆湯是張仲景急救亡陽危證的峻劑，有斬關奪門、破陰回陽、起死回生的功效，原方炙甘草是2兩，乾薑是兩半，生附子是1枚，一般生附子一枚大一點的是20-30克.....按照去原方一般的量為準，四季湯的炙甘草劑量也該是30克，製附子的藥效往往隻有生附子的一半，製附子至少也要用到60克......”

“但是實際上，藥典裏麵對方劑四逆湯的劑量規定，製附子隻是5-10克，炙甘草隻有6克，如此劑量，怎麽能夠回陽救逆，救生死於頃刻......”

“以5-10克的劑量標準衡量，200克附子，已經是20-40的超量了，嚇死個人，可要是以60克為準，也隻是三倍而已。”

說著方樂喝了口水，等鄭高峰和程載明都消化了一下，這才道：“再說這個病症，我們既要開表閉，引領冰伏之邪外透，又要助陽，防止汗出的時候陽氣脫垂，那麽麻黃細辛附子湯裏麵的附子劑量就不能小......”

“《傷寒論》原方麻黃細辛附子湯裏麵附子的劑量和四逆湯一樣，炮，去皮，破八片，製附子至少也要用到60，而60克還是按照原方一半劑量衡定，如果不取一半，用到120克，也在範圍之內，現在病情特殊，用到200克，並不離譜。”

等方樂說完，值班室足足安靜了好一會兒，孫清平這才道：“方樂說的很對，之前我們了解不足，所以在臨床上總感覺是在大劑量用藥，其實是我們自己早已經在心中對原劑量進行了閹割......而且火神派用藥往往比常規劑量更大，以小樂的解釋，確實不算可怕。”

鄭高峰和程載明都看了一眼方樂。

今天他們可算是被方樂上了一課。

方樂說的這些他們之前都沒考慮過，可現在細細想來，現在的小劑量在臨床上確實經常難以奏效。

因為這個，不少中醫人都有點懷疑中醫了，特別是初學者，更是容易懷疑人生。

可誰又能想到，有時候並不是中醫方劑不對，而是劑量被嚴重限製，才導致方劑難以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