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常汸為了顧全大局、避免漢人朝廷的軍隊在內戰中被過度消耗，選擇了對朱由崧暫時虛與委蛇忍讓、先借機從其他藩王下手削藩。這個決策，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包括史可法等極個別參與了決策過程的閣臣也知道，如果一開始就對福王下重手，縱然能搞定，但絕對會留下一個後遺症，那就是導致其他藩王人人自危、抗拒入朝。
如此，將來再想懾服全部地方軍閥，會導致的內戰隱患，絕對比現在更高。那還不如暫時顯示朝廷的寬容，讓一切曲、過都歸於福王。
當然在這個決策過程中，也不是沒人反對，比如刑部尚書徐石麒，就私下裏秘諫，提出了一點：
“亂世當用重典，大王初監國政，當用雷霆手段，才能壓住局麵，一旦示弱，會讓陰懷野心之輩愈發蠢蠢欲動。”
朱常汸本人是個不懂政治的軟弱之人，聽徐石麒這樣秘諫時也不知如何反駁，畢竟聽起來確實有道理。
好在史可法和朱樹人很清醒，最後由史可法出麵，對徐石麒的說法給出了堅定的反對：
“此一時彼一時！亂世用重典，明法確責，那是用在先主暗弱和稀泥的情況下的！比如當初劉備入益州，此前的劉章暗弱和稀泥，法度鬆弛，所以諸葛亮要明法確責！”
“可如果先主本身就是剛毅苛法的狀態，比如秦始皇和胡亥那種，那劉邦入關中，便當約法三章！”
這番話之所以需要史可法出麵，自然是因為朱樹人如今還是外鎮總督的身份，不是朝中閣部，
他如果明著乾涉中樞決策，很容易落人話柄，還會進一步給野心家借口，打出“清監國側”的旗號反抗。所以朱樹人哪怕再受嶽父信任，暫時也隻能先暗著來。朝臣中隻有史可法和沉廷揚，是直接明確知道朱樹人參與了中樞決策的，其他人都瞞著。
等在這一輪鞏固中央權威的過程中，再立一點明顯的功勞，朱常汸才好給他繼續升官、加掛一個尚書銜、參與中樞決策的名分。
（注：明末外鎮總督加一個兵部尚書銜督師，或者再加上大學士銜，就方便很多，可以直接參與朝廷大政討論。朱樹人此前隻有總督，封了公爵，但一直沒有加大學士或者尚書銜。）
而這番話後麵還有半段，朱樹人顯然沒讓史可法明說，那就是他們認為崇禎是屬於秦始皇和胡亥那個風格的。
現在天下臣僚武將，擔心的都是被清算曆史問題，隻有趁機顯示新的監國絕不清算曆史舊賬，大家往前看，才能更多團結人心。
相比之下，法令賞罰不夠嚴明，根本不是眼下的主要矛盾，可謂此一時彼一時也。
徐石麒隻是作為刑部尚書，比較重視名分，不習慣和稀泥。被史可法這麽一番說服，他也就認了。於是朱常汸的藩王政策，也就被毫無保留地推行了下去。
….……
政策雖然頒布了下去，但執行也需要時間。此前第一次召見福王，就是三月初八下達的，福王拖遝回複、打口水仗，再加上朝中商議，基本上就拖到三月下旬了。
三月下旬，宣召諸王的監國詔書陸續下發，路上還得按遠近少則走十天八天，多則一兩個月，所以這樁事情，至少要到崇禎十七年下半年，才能徹底出結果。
畢竟宣召諸王也不算緊急軍情，不可能用六百裏加急去送，隻能是用日行一兩百裏的普通傳詔使者。
而藩王們同意啟程後，最多也就是日行五十裏。這些養尊處優的王爺，又哪裏肯騎馬奔馳勞苦了自己。
這三個月裏，朝廷也不能閒著，朱樹人也沒有借口一直留京，所以他準備稍微再跟嶽父和父親、史可法商議一下下階段的大政方針後，就暫時回自己的防區督軍、處理民政。
崇禎死了之後，朱樹人在湖廣總督轄區內的種田攀科技大業，也能有新一階段的部署了，那些事情同樣很重要。否則最多半年，等清軍打來，南方奪權倒是奪到了，野心家也都剪除了，結果卻打不過清軍，那就一切都完了。主次矛盾朱樹人還是分得清的。
朱樹人算了一下時間，大約四月初，他就可以離開南京，先回自己的地盤，靜待朝廷這邊政策執行推進。
如果形勢危機，他可以在合肥待命，反正合肥也算是他的總督轄區，一有變故一伸腿就能帶兵重回南京。如果形勢不危急，就回武昌。
所以，三月下旬，朱常汸也趁著女婿離京前，密集抽出時間，專門召集沉廷揚、朱樹人、史可法，關起門來私下討論下一階段的大政方針。
至於其他四部尚書那些外人，就不用參加了。關門小會開完後，再由沉廷揚和史可法對外據理力爭即可，那些朝堂上走流程的細節，朱樹人也不會關心，也不會看見。
朱常汸本性佛係，也不願意多折騰，所以這些秘議一上來，他就先拋出了一個根本性問題：
如今天下大亂，初掌監國之權，到底應該一切照舊、安定人心，還是新官上任三把火，雷厲風行弄點動作、以示跟先帝在時不一樣？
麵對這一問，史可法還是想持重的，沉廷揚的態度沒史可法那麽堅定，主要是他也讀書不多，不太了解除了財政以外的其他政治。
史可法誠懇地勸說：“大王，之前討論控製諸藩事宜時臣便已說過，當今之世，便如秦末大亂、當彷漢高祖約法三章，輕省為政，既往不咎。
在諸王來南直隸之前，還是一切照舊安定人心為妥。縱有些急務要變革，也不差這幾個月，當徐徐圖之。控製住諸王後，地方將領再想巧立名目鬨事，也沒了擁立的對象，到時候自然阻力小得多。”
….朱常汸覺得這番話著實老成謀國，已經有幾分采納，又轉向旁邊的沉廷揚：“沉卿以為如何？”
沉廷揚歎了口氣：“史閣部所言確是老成謀國，但眼下某些事情，已經迫在眉睫。自先帝殉國，已有兩月，朝廷才重回正軌，而北方諸省多已淪陷。
先帝殉國時，不過北直隸淪於賊手，河南、山東還有一些州府被朝廷掌控。就是這兩個月裏，闖賊節節敗退，如今北直隸全境與山東大部、河南省位於黃河故道以北的幾個府，都已經為韃子所占。
聽說闖賊本人已經退到了開封，如今隻有河南數府，和山西、陝西二省在闖賊之手，所占不過兩省零三個府。
如此局勢，朝廷今年隻剩南方各省稅賦可征，要養的兵馬卻比往年更多，才能保證守住疆土。先帝所定三餉，注定有很多省會征不上來。
若不尋求新的財源、還得確保在攫取財源的過程中不致逼反更多百姓，隻怕韃子打來，軍心民心就先會瓦解。”
沉廷揚的言論，始終講究實利，在他看來，就算為了大義名分，也沒那好幾個可以浪費了，適當的行險加速，是非常必要的。
朱常汸本就是個沒主見的，隻好再看向女婿，以眼神示意，希望朱樹人幫他分析。
他也不想想，朱樹人和沉廷揚是父子，如果國政決策需要“少數服從多數”，那在場這三個人，史可法怎麽也占不到多數票——除非朱樹人也真心覺得他父親的想法有問題。
朱樹人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內心確實覺得史可法的做法有點過穩了，而且隻講究堂堂正正，沒有謀略配合。但他為了不顯得父子勾結，也要充分想明白理由，才好開口反駁。
朱樹人思忖良久，這才秉公說道：“大王，臣以為史閣部所言，雖屬正道，但卻有些微見不到之處。臣父所言，為朝廷財賦開源、以養兵擴軍、抵禦外侮，實屬刻不容緩。
故而臣以為，大王監國之初，便當順應天下人對於‘新官上任三把火’的預期，作出一些調整，這樣反而能比什麽都不做，更加容易穩定人心——”
朱樹人說到這兒，先停頓了一下，並不繼續向朱常汸解說，而是轉向史可法，“史閣部，您剛才也說了，秦末之世劉邦以輕省安定人心，但劉邦的輕省，具體可是表現為‘約法三章’，而非什麽都不乾、直接廢儘秦法。
殺人者死、傷人與盜者刑，這是劉邦首創的麽？並不是，秦法裏早就有，隻是秦法更加苛繁。把秦法中的三章抽取出來，以劉邦之名重頒，這也是一種‘作為’，而非垂拱而治。
何況如今之人，能借鑒的古史教訓，遠多於前代。天下讀書人、武將，都習慣了‘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古例。就算大王什麽都不做，他們也會惴惴不安，總覺得大王要做一點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