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青成為五方大陸的共主之後，采用了“因俗而治”的手段。

於是，商人在中土和南土之外，還是有比較正常的地位的，而在中土和南土，則繼續始終保持了很低的地位。

當然，大部分中土和南土人，並不了解這種差異。

但是中土的晉西商人卻深知這二者之間的差異。

晉西商人不僅在中土貿易，也不僅僅把商號開到南土，而且他們經常往來於北土和中土之間。更準確的說晉西商人的主要財富來自北土。

在北土，他們有相當崇高的地位。

北土的塔拉貴族們，根本沒有用權勢去壓製商人的概念。當他們處於吃虧的劣勢的時候，總是很誠實的選擇了認虧。他們與商人們交易的時候，也總是保持公平有禮。甚至王府還會上商人的當而陷入高利貸，甚至達到破產的地步。

商人在北土是相當威風的。雖然名聲很不好，北土人稱他們為“胡渣”意思是坑蒙拐騙的壞人。

可是回到了晉西老家，情況就不一樣了。商人們立即打回原形，成為整個社會鏈最底層的存在。哪怕他們再有錢也不行。

曾經有個在北土各王府被奉為貴賓，享受各種禮遇的富商，在回晉西老家的時候一時沒轉換過來，居然像在北土一樣，乘坐官橋。

於是，他惹了大禍。

按照中土的製度，隻有官員才可以乘坐官轎。商人再富有，如果沒有捐官，地位上也隻是一介平民。平民乘坐官轎屬於違製，罪名可大可小。

這個商人乘坐的居然還是三品以上官員才可以乘坐的高級大轎。

結果該縣的很多官員以為有什麽大官下來突襲檢查，匆匆忙忙的出來迎接，結果轎子落下來，裏麵走出來的不是什麽上頭的大官，而是一個“小小”的商人。

結果就是，那個商人被關入大牢，受了很多苦頭。

南土，尤其是沿海地區，相對情況要好一些。一個是南土商人做大後普遍會捐官，提升自己的身份。另外一點就是，相對於中土，南土並非孤立發展，而是與外界有很普遍的交流。

列強通過福壽膏戰爭打破了黛青的國門。但是在此之前，南土，尤其是擁有“一口通商”特權的羊州商人很早就已經與外界有很密切的接觸。

嚴格的說，羊州自古以來始終就沒有中斷過與外界的連接。

隻不過後來其與外界交往的渠道都關閉了，就造成黛青普遍不與外界交流的整體模式，但是羊州並沒有經曆這樣的情況。

所以羊州表現出的很多自身特色，並不是因為他真的太與眾不同，而是整個天下都變了，唯獨羊州沒變。

這也是李鴻章選擇與羊州商人合作的原因。

相對於其他地方的商人，他們相對不是絕對的懼怕官府。

其他地方的商人都有一個經驗：你跟官府合作，首先你是拿不到主導權的，官府肯定全說了算；然後如果官府讓你也有一定的權力，那你更完了，你的權力不會讓你真正主導局麵隻會成為你將來承擔責任的理由；最後，你真金白銀的投資永遠不要指望有一天能拿回來。

他們在這方麵吃的虧太多了，教訓太深刻，所以沒有人敢再上當了。

可是羊州的商人，這種虧吃的相對少一點，加上他們接觸外界比較多，所以更多的感受到外界各種政治風向都是不斷的變動的。所以他們總覺得，黛青也不是不可以變一下。

尤其是李鴻章這種權高位重的洋務派領袖的身份，還是比較有迷惑性的。

最關鍵的是，輪船招商局的巨大利潤前景。

所以唐景星和徐雨之終於上套了。

不過他們也有一個要求，那就是需要絕對確保“官督商辦”的原則，就必須讓真正懂這個原則的人來合作。就算是最後失敗，也得賠得明明白白的，不能派個本身就不支持甚至不明白這個原則的人合作。

他們當然是看過盛宣懷起草的籌辦方案的。也正是盛版方案中“官督商辦”的大放權模式，讓他們看到這其中是有成功的希望。

於是，李鴻章乾脆把盛宣懷本人派了過來。

這也是對盛宣懷實力的一個檢驗。